酒店隔离和返回飞行：出差途中感染新冠病毒

4月中旬，几位克朗斯和斯坦尼克同事前往埃塞俄比亚。那里，需要针对一个大型啤酒厂项目进行最终谈判。在亚的斯亚贝巴经过九天的良好会谈后，Henning Feyerabend、Felix Burberg和Johannes Rückerl即将返回德国。回程航班的前一天晚上，按规定进行了PCR检测 — 当Johannes Rückerl第二天去拿检测结果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三人的结果均为阳性。他立即意识到：“近期哪里也飞不了。”

采访过程中，Henning Feyerabend、Felix Burberg和Johannes Rückerl讲述了感染新冠病毒的经过，部分情况还很严重，此外，他们还谈到克朗斯最后如何租用两架小型飞机将他们三人从亚的斯亚贝巴接回德国。

Johannes，你最先得到这个坏消息。后来情况如何？

J. R.:  第一个电话立即打给两位同事。Felix马上做出理智的反应，首先打电话给负责克朗斯员工出差安全的Michael Müller。借助我们全球医疗合作伙伴Med Con的力量，他立即安排了所有的后续事项。

你们得知检测呈阳性，需要隔离，此后的情况如何？

F. B.:  最初我们还允许在原来的宾馆住一天，从第二天开始，埃塞俄比亚办事处的同事在亚的斯亚贝巴为我们预定了一家专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指定的宾馆。那间15平方的宾馆房间就是我们后续十天的家 — 对于Henning和Johannes，甚至还延长了几天。

在当地停留期间，你们想到可能被感染吗？

H. F.:  那里的安全和卫生措施和我们在德国经历的完全一样：开会时大家都佩戴口罩，只有发言的人取下口罩。室内通风始终良好，在客户公司、饭店以及宾馆都执行佩戴口罩和保持距离的规定，随处摆放消毒剂。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在宾馆感染病毒的概率并不比在德国高。

确诊后的情况怎样？是否有症状？

J. R.:  我们之前在亚的斯停留了九天 — 头两天过后我的声音变嘶哑，当时我认为是因为讲话太多、会议期间佩戴口罩以及当地的城市污染比较严重。除了喉咙发痒，还伴随着轻微发烧，此外，还有鼻塞。当然，还包括心理负担，独自在异国他乡，“封闭”在旅馆房间中。

H. F.:  我是三个人中间第一个出现新冠症状的。头一天晚上我就发烧和打寒战，并且浑身无力。这个症状总计持续了大约四天。

F. B.:  我是我们三个人当中病情最重的。确诊几天后，我开始发烧，体温始终在38度和39度之间。这种症状持续了十天。后来，还出现没有食欲、干咳和呼吸困难。从床到浴室这点距离就感到非常吃力。

你们在埃塞俄比亚总计隔离了多长时间？

H. F.:  我们的阳性检测结果出现在一个星期四 — 如果一切正常，我们经过十天隔离后在下一个星期天就应该可以返回家乡。

F. B.:  到那个时候我一直还没好。我与Michael Müller和我们的企业医生通电话后（隔离期间我们经常相互打电话），知道我这种健康状况应该飞回德国。Hott先生还委托一名当地医生给我做了身体检查，还测了我的血氧值。由于血氧值非常低，随后做出了最终决定：我必须尽快返回家乡。

怎样把你接回去的，Felix？

F. B.:  Med Con公司立即开始安排回程飞机，第二天，我乘坐一架非洲医学和研究基金会飞行医生组织（Amref Flying Doctors）的小型飞机返回德国。飞行时间总计持续十个小时，其中两次降落加油 — 我在整个飞行期间都躺在一个配备专用空气过滤器的透明隔离仓内。喝水、吃饭和血栓注射都通过那种橡胶手套完成。

到达慕尼黑后，我被立即送进医院，接受肺部、内循环和血液检查。 我在医院里继续吸氧，直到四天半之后病情好转，可以回家。此后，我开始居家隔离，与家庭成员严格分开。这听起来似乎不是很舒服，但所有一切都好于埃塞俄比亚的旅馆房间。这种病没有治疗药物 — 在德国的医护照料让我感到更舒服。克朗斯快速灵活地做出决策，用飞机将我接回，我感到特别高兴。

你们两位的情况，Henning和Johannes？

J. R.:  我们两个几天后就没有症状了，相对较快地做了几次PCR检测。问题是：如果你携带过病毒，经过一段时间后虽然不会再被感染，但是感染后六至七周检测都可能是阳性。如果检测结果不是阴性，航空公司就不会让你登机。

H. F.:  我们继续在旅馆隔离。我们一切都很正常，我开始在房间里工作，因为合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只是我们不能外出。最后直到第16天 — 克朗斯决定我们也要乘飞机离开 — 对此我们非常感谢。回到德国后，我们也必须隔离，直到确认我们不再具有传染性，终于可以回家了。

每天呆在14平米的房间内 — 在宾馆房间内隔离非常寂寞吧？

H. F.:  是也不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心理上的孤独，但还有很多人给予我们良好的照顾：最初是埃塞俄比亚的同事，他们从隔离的第一天开始就动用一切资源为我们提供帮助。他们联系医生为我们提供药品，将饮料和水果放在房间门口，作为日常宾馆饭菜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调剂。

F. B.:  医疗上我们也得到了德国方面的良好关照：Hott先生定期给我们打电话，Med Con机构每天至少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或者大家联系一次。很多同事，上到董事会成员，也经常问我们情况怎么样。虽然孤独，但又不觉得孤独。

如果你们事先想到有可能发生这一切，你们是否会放弃这次旅行？

H. F.:  我可以明确地说，没有旅行可能就没有解决方案。我们事先已经很长时间与一个大型团队处理这个项目，对于斯坦尼克和克朗斯，这个项目极其重要。作为销售人员，我们很清楚：会谈，高度专注，获得信任，证明你就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 — 这仅仅通过Teams会议软件无法做到，必须面对面交流。如果需要，我还会再次旅行。

J. R.: 2019年我出差40多次，2020年只有五次。我非常渴望前往那里，我一定要拿下这个项目。我还认为，即使在家我们也可能被传染。这次旅行发生的事情，绝不是轻率导致，我认为只是运气不好。

正是基于这次经历，我知道它可能很快导致严重的健康困境，所以我在此呼吁：小心谨慎，保护好自己和他人，接种疫苗，尽快消除这次疫情。